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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马回教党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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泛马来西亚伊斯兰党，简称回教党，原称(Persatuan Islam Sa-Malaya/Sa-Tanah Melayu)，至1971年其下式的全称才改为Parti Islam SeMalaysia，是马来西亚唯一一个由独立迄今持续活跃的反对党。
在左翼的马来国民党灭亡后，其党员及支持者除马共与巫统外，主要还是流向人民党及回教党。
回教党在思想意识上与马来国党反殖民、爪哇式民粹主义与大马来(Melayu Raya)民族主义的传统是一致的，不过其社会主义色彩并不鲜明，反倒是十九世纪末才自中东兴起的回教改革（现代化）思潮对其影响深远。
回教党在组织上脱胎于巫统。1950年，为了抵销两个已遭殖民当局压制、但势力犹存的回教团体之影响，巫统主催了一场回教学者（ulama，或谓回教的宗教师）的大会，并因之促成了泛马回教学者协会（Persatuan Ulama Sa-Malaya）之成立。
翌年协会改名为Persatuan Islam Sa-Malaya并逐渐脱离其母体巫统，惟直到1955年大选前夕，在政治上并不活跃。1955年大选，回教党只取得联合邦议会五十二席中的一席，其馀全为联盟囊括，当时也未举行州议会之选举。
回教党的崛起不仅吸引了不少来自前马来国民党，泛马最高宗教理事会与回教徒党的活跃份子，也成了巫统党内外反对者的另一选择。这无疑有助于早期回教党的壮大，与此同时却也带来了一一些问题，那就是激民族主义者、回教改革者（Kaum Muda）与传统守旧回教徒（Kaum Tua）之间的矛盾不易调和。
党内的激进民族主义份子部份带有世俗与社会主义色彩，具回教改革意识者则多来城镇中的中产知识阶层，而传统派的主力则是回教党基层经营的灵魂人物──一些保守和回教学者及教师们。
前述矛盾可以从Burhanuddin Al-Helmy在领导回教党时期所面对的党内挑战窥见端倪。Burhanuddin 是在1956年12月中询才加入回教党，12月尾即在党代表大会，以84比12的悬殊票数，击败其对手Zulkifli Mohamad，被选为主席。
回教党在Burhanuddin的领导下迅速壮大，1959年大选以13席国会议席与42席州议席的成绩震惊全国，并夺下吉兰丹与丁加奴两州的执政权。
1961年，由于部份州议员变节，跳槽巫统，导致丁加奴州政权丢失，但此后回教党在玻璃市、吉打、丁加奴及吉兰丹，长期展现强大的影响力。
1964年大选，联盟大胜，回教党只获得25席州议席，9席国会议席，勉强维持他的传统势力范围。虽然保住了丹州政权，但国会得票率从1959年的21点3巴仙跌至1964年的14点6巴仙。
1965年，由于党主席Burhanuddin涉亲印尼活动而被捕。
1969年的大选中，回教党获得12席国会议席，40席州席，国会得票率为23点8巴仙。
五一三事件后，巫统成功将心腹大患回教党收编进国阵阵营内。这方面的努力早在1970年12月已开始，但是由于回教党内部的反弹而作罢。但是，以党主席Mohamad Asri为首主张与巫统合作者取得主流的地位，双方的不断接触，终于在1973年1月达成协议，并在1974年6月1日国阵正式成立时，与民政党、人进党、砂劳越人民联合党、砂劳越联盟、及沙巴联盟各党大结盟。但是，此举却造成党内的纷争加剧。
与此同时，在回教党加入国阵后，两党之间的矛盾并未消泯，在巫统鼓动下，造成回教党发生内争分裂而大伤元气，最后，回教党在1977年尾因「丹州危机」脱离国阵，结束短短5年的盟友关系。
「丹州危机」使回教党与巫统的关系闹僵，这事件引发的群众示威也趋激化之势。巫统于是在国会促成丹州于1977年11月8日进入紧急状态，并由中央暂时接管州政府，直至1998年3月州选举为止。
由于党争恶化，党誉也受损，使该党不但在接下来的大选中失去吉兰丹州的江山，也使该党走向末落。
这种情况直至1982年，党主席Mohamad Asri Muda下台，回教党提出建立「回教国」的理念后，才出现转机。由Yusof Rawa顶替。
迈入1980年代，回教党在中东回教复兴运动的影响下，该党内部具原教旨主义倾向，且大多有中东教育背景的少壮派已经崛起。
在1982年大选中，回教党在丹州共夺下4国10州，得票率虽未见突破，但已有逐渐恢复传统势力的迹象。
1999年大选成绩，回教党除了在霹雳夺得1州席外，其馀所有国、州议席皆来自吉兰丹及丁加奴的大本营。其中丹州30席州议席中，回教党夺得28席，丁加奴24席中，夺得13席，顺利执政。
2005年6月1日至5日，回教党在全国大选惨败后首次代表大会，掀起改革风，多名专业派领袖打入领导层，取代以宗教师为班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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